钦差是皇帝老儿派的官，与我一现代人何干？

钦差大臣这个官,据粗略考证是从明朝开始定名的,凡由皇帝亲自派遣、出外办理重大事情的官员称钦差。汉朝的刺史，皇帝点名“代天子巡守地方”，和钦差大臣差不多。

当得钦差的官，一般不会低于五品。我一个科级干部，充其量八品，怎么能捡得这样的好差使呢？

我当的，是共产党的差，“布衣钦差”。

我对钦差最早的最粗浅的认识，源于戏台。时光倒流30载，那时民间戏班子很活跃。我有个远房舅舅唱桂剧，花脸，经常涂得一脸黑麻麻，不好看，可是最受欢迎，因为好多苦戏唱到我们小娃崽都出眼泪水的时候，特别是贪官恶霸恃强凌弱眼看着好人就要人头落地大家怒恨交加急得跳脚的紧急关口，他就及时跑上来，手里举一把尚方宝剑，随从大喝一声“呔！钦差大人到！”，接下来那些伤天害理的坏蛋，打屁股的打屁股，砍头的砍头，台上喇叭吹得山响，锣鼓敲得戏台都崩，台下大人娃崽兴高采烈，好比自己受了窦娥之冤，终于出了口恶气。

及至中年才了然，“钦差大臣”在中国人心里是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在封建社会那“人治”远甚于“法治”的年代，老百姓没有说话的权利和申诉的地方，有了冤屈都寄希望在“青天大老爷”身上，特别是有权“先斩后奏，便宜行事”的“钦差大臣”， 像包拯，一铡刀灭了负心忘情的驸马爷，又像林则徐，一把火烧光英国佬的大烟，成了老百姓的救星。即使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完善的今天，“钦差大臣”们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比如国家审计署前任审计长李金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掀起了震动一时的审计风暴。近年来，中共加强党内监督，从2003年起建立了巡视制度。2006年落马的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2005年曝光的陈良宇，即是巡视组或接到举报或发现问题后调查核实处理的。几年来，各地各级党委政府纷纷委任“钦差大臣”，重点对党政领导班子实施监督，效果显著。

2007年初，中共南宁市青秀区委、青秀区人民政府为深入推进城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促进机关行政效能建设，特地从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中甄选了12名，聘请为青秀区特邀监察员。与古代钦差的临时性不同，我们这12名党外“钦差”，任期三年。

第一年的履职，重点放在效能建设上。我们三人一组，每月出动一次，偶尔亮证明察，通常是微服私访，巡查城区各党政部门、街道办事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作风纪律，执行法规政令情况，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政务的公开和服务态度，“三项制度”的落实，如是等等。好的就不说了，其间我们多少查到了些个别问题，如上班看股票行情，开QQ聊天，上网打游戏，对访客爱理不理的。当然，瑕不掩瑜，经过对表现恶劣的个别人严肃处分，对暴露问题的大力整改，总体来看，青秀区转变机关作风提高行政效能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们监察员对此也很满意。

第二次出动，扮作普通群众，到政务服务中心观察窗口单位人员如何办事，遇上一桩“怨案”。一女士在仙葫某地块盖了房子，邻居的隔墙“违规”开窗影响了她家生活，跑了几次有关部门，一直得不到解决。我们当即驱车前往实地查看，证实其所说非假。返回中心亮证，要求工作人员予以解释，才知这个案子乃属2005年南宁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历史遗留问题”。“邻居”开窗有批示件为据，而当初为其违规批准的工作人员，早已犯事坐牢。虽说是历史遗留，但毕竟不合法规，那位女士花几十万盖房子盖出一肚子郁闷，这个问题总得有个解决的办法。为此，我们专题行文，向城区纪委、监察局通报调查情况，并建议“责成有关部门尽快妥善解决类似城建问题”。

据今年初的一个内部通报，南宁市某开发区征地拆迁部门的一个科级干部，因在拆迁工作中索贿40万元被查处。有此覆车为鉴，一年下来，我们12名“钦差”已不满足于表层的的工作，纷纷思谋着新的监察方向、形式和突破口。当其时，城区纪委、监察局也及时调整监察员工作方向，重点转移到诸如征地拆迁、大型城建项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涉及大批资金的领域，以期走出一条完善监督机制，深入反对腐败，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勤政廉政的新路子。

老百姓痛恨贪官，希望吏治清明，祈望国运昌隆，盼望多一些带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把那些祸国殃民的败类清除。我当“钦差”，是共产党委任的，但不是党内的监督，而是“民主监督”的性质，差绩如何其意义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这说明我们的党和政府有决心以强有力的手段铲除腐败，以高效率的机制搞好党风廉政建设，而聘请民主党派人士担当“钦差大臣”，是一种必要的、有力的监督方式，这是民主监督机制的创新和发展。民主党派的监督，是民主监督的一部分，是政党之间通过民主的方式实行的监督，是更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特色的政党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民主党派的基本政治职能之一，是我国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的说法，共产党是执政党，互相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执政党，如果没有监督，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难以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也不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民主党派的监督，是本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精神，为支持、维护共产党更好地执政而实行的监督，这与西方政党制度中反对党和在野党以执政党为对立面，搞互相倾轧、互相拆台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它是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巩固执政地位的有力保障，具有别的监督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以我当差一年的肤浅经历和体验讲，窥一斑而知全豹，实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其所取得的成绩是相当显著的。所以，江泽民同志说，要加大民主监督的力度。胡锦涛同志则指出，必须创造有利于民主党派监督的社会政治环境，完善民主党派监督的机制和形式，推进民主监督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进程。

但是话说回来，“钦差大臣”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钦差大臣”式的督察、调查，并不能全部地有效解决反腐败及其他有关执政的问题，更何况民主党派的监督是非强制性的，起的是咨询、反馈、警示和促进的作用。窃以为，要在根本上搞好监督，中共的党纪监督、人大的权力监督、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人民政府的行政监督，这四种属于强制性的监督，必须首先健全完善，切实执行，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的群众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这三种属于非强制性的监督，当然也需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与完善，且各个监督系统要有个融洽的联动关系。而联动的关键，是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发展科学的行政管理体制，在重大方针政策出台，各级党委、政府重大人事任命，重大项目实施等等事前与事中，除了法律明确禁止的国家机密和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外，要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公开全部的信息，在广大人民群众公开透明的监督之下，各种腐败如何藏身？公众的普遍参与，才是反腐败最基本的制度保障。

最近，三鹿毒奶粉事件闹得举国震惊，儿女尚幼的一窝蜂狂奔医院检查，料想中央必定要派“钦差大臣”查办。在我，倒不希望三年“钦差”任期里发现什么四鹿五鹿的案子，因为那可以从某个角度反证，我所监督的对象，其所作所为， “仰不愧于党，俯不怍于民”——算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吧。